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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安卓家村果农心声:种苹果为什么越来越不赚钱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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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京报讯(记者 周怀宗)冯有福站在梯子上,掏出一个巴掌大的纸袋,套在只有拇指大小的苹果上,一捏、一拧,一个苹果袋就套好了。这样的动作,他每天要做一千多次,已经连续干了二十多天。冯有福是延安市宜川县秋林镇卓家村人,这个黄土高原上的村子,曾经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所在地,是当地有名的红色村庄。改革开放之后,这里因为种苹果成为老区最早致富的村子之一,但这些年,种苹果越来越不赚钱了。

冯有福在自家的苹果地里。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

塬上村庄的致富之路

从延安市里到卓家村,要经过一段陡峭的上坡路,上到顶后,就是一片平坦的高原,这是黄土高原的典型地貌之一——塬,就像平地上的一个巨大高台,四周陡峭、顶上平坦。

卓家村曾经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所在地,是当地有名的红色村庄。1939年到1942年,办事处在这里办公。当时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十余人迁至卓家村,借住在村民家。

四十多年前,这片塬上几乎全部种植小麦,勉强维系温饱,靠天吃饭的村民们,没有任何其他收入来源。改革开放之后,村里有人开始种烤烟。延安是陕西著名的烤烟种植地,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,整个延安的烤烟种植面积达到15万亩,宜川县是重点种植区。

55岁的冯有福也种过烤烟,那时候他还年轻,跟着村里的老人学种烟。种烟是个技术活,比种小麦更复杂,但收入也是小麦比不了的。

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,烤烟种植开始衰落,越来越不赚钱,很多集体办的烟厂倒闭了,收了烟叶只能拿到县城里摆摊卖,种的人越来越少。

烤烟不赚钱,卓家村的人,又开始把目光投向苹果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塬上就有人开始种苹果,烤烟衰落之后,苹果迅速普及开来,卓家村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种苹果的,一种就是三十多年。

俯瞰卓家村的苹果果园。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

塬上光照充足、昼夜温差大,适宜苹果生长,因此渐渐成了当地的品牌。“塬上的苹果,要比别处的好一大截,川里的不行,糖分不够。”冯有福说。

种苹果是一件苦差事

冯有福55岁,和妻子两个人种15亩地,全是苹果。

种苹果是个苦活儿,15亩苹果,几乎耗尽了冯有福夫妻的精力和体力。从春天果树开始抽枝,到10月份收苹果,几乎每天都泡在地里,忙的时候还要雇人。仅套袋一项,就需要近一个月,这还是在雇人的情况下。

套上袋子的苹果。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

15亩地,每年大概要套10万个袋,最忙的时候,要雇人帮忙,套一个袋7分钱,熟练的人,一天最多能套两三千个,这意味着冯有福要付出200元的工钱。工人大多来自山西、河南,每年都会定期来这里,就像麦客一样,熟人熟手,干得快,也放心,以前有人把袋子扔了,假装套完了,被发现后再也没人敢用他了。

苹果树间距不大,树冠连在一起,人只能在枝叶的缝隙里钻,一会儿就浑身大汗,在这样的环境里,果农每年要工作半年多。

“种苹果苦,但不种又能干什么呢?”冯有福说。

这个村家家都有大学生

采访冯有福的时候,正好是周末,在延安上班的儿子回家帮忙,加上雇的两个人,一共五个人在地里套袋。

村里种苹果的,大多是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,年轻人要么出去考学,要么出去打工,走在村里的路上,来来往往的,也多是留守的老人。

“我们村几乎每家都有大学生。”冯有福说。

延安周边的村子里,大多还保留着窑洞式的住房,即便是新盖的房子,也仍旧依山而建,呈窑洞状。但在卓家村,很少能看到窑洞,大部分房子,都是平顶的砖房,村里只有一条主干道,村民的民居,分布在道路的两边。

在种苹果以前,卓家村村民也散居在各处的窑洞里,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,种苹果致富以后,卓家村的人,逐渐搬出窑洞,在一块平坦的地上建起了新居,到现在,仍住在山上窑洞里的,只剩下寥寥几户。

即便如此,这个很早就致富的村子,依然留不住年轻人,“种粮食能机械化,种苹果不行,至少我们这里还不行,全靠人工,在梯子上一站就是一天,年轻人受不了、也不愿意受这个苦,都出去了。”

已经五六年不赚钱了

15亩苹果,年景好、价格好的时候,冯有福一家的纯收入,能达到10万元,但这只是理想的数字,大多数时候,收入要远低于此。

2018年,受霜冻影响,苹果大面积减产,冯有福家的果树,也同样受灾了,但苹果价格并没有提高多少,往年价格平均在3块左右,2018年最好的时候能卖到3块8。成本却没有降低,该用的肥料、农药、人工,一样没少。

2019年上半年,苹果价格疯涨,市场上每斤卖到十多元,但和冯有福他们没什么关系,赚钱的是中间商,受灾的果农依旧赔钱。

“最近五六年,几乎都没赚到钱。”冯有福说。

塬上都是旱地,苹果树靠天吃饭,干旱、多雨、霜冻、冰雹等,都直接影响着果农的收入,但他们几乎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。2019年上半年大旱,冯有福不得不给苹果树浇水,一吨水8块,只能浇4棵树,他浇了两遍,花了两千多块钱,这是额外的成本,但能否获得相应的收益,仍未可知。

虽然干旱,但今年坐果率意外地不错,入夏的几场雨之后,今年多了一分丰收的希望,但冯有福还有新的担忧——丰收了,价格就下来了。

张保祥和他的合作社

在冯有福的果园不远处的一块地里,张保祥正在给一小片新栽不久的树苗做环切,用专门的环切剪沿着树枝转一圈,切断皮层,不伤木质,这可以让果树及时封顶,营养回流,提高花芽分化率、坐果率。

和冯有福的苹果地不同,张保祥的地里沟壑纵横,挖开的坑道里,准备埋滴灌管道,这是张保祥自己琢磨的地埋滴灌技术,埋在地里的管道,既能浇水,也能施肥,还省人工,如今在附近几个县已经推广开来。

种植能手张保祥。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

张保祥是种植能手,也是村里合作社的管理者。早在2008年,张保祥和一部分村民就成立了一个果业合作社,如今,这个合作社已经有360户会员,不仅卓家村有,附近几个村都有。

农民是农业产业链的最底层,不论是树苗、化肥、农药的采购,还是苹果的销售,制定价格的权利都握在别人手里,农民只有接受,没有议价的能力。张保祥组建合作社的初衷,就是为了降低采购价格、提升售价。

合作社也缺议价能力

360户合作社的会员,每家平均有10亩左右的果园,加起来近4000亩,算是附近较大的农业经济体了,但合作社掌握的议价权仍旧非常有限,除了自家研究投建的地埋滴灌管道外,在化肥、农药等采购上,他们最多只能得到10%左右的价格优惠。

在销售上,合作社所能提高的价格,也同样非常有限。为此,张保祥多方筹措,申请了一项市级的农业项目,帮合作社中100多户会员建了冷库,每家一个,每个造价6万元,项目补助加上国家的农机补助共2万元,自己投入4万。每个冷库都不大,可以存五六万斤苹果,差不多刚好是一户果农的年产量。

在卓家村及附近的村子里,每年苹果收获的时候,都会有商人到地头收购,果农只负责把苹果摘下来,堆在地里,收购商会雇人给苹果分类、装箱,按照不同的等级,价格也不同,不允许果农自己装,怕质量不一。

冯有福家的苹果,每年都是这么卖的,价格都是收购商说了算,他们只能被动接受,嫌价格低,可以不卖。但实际上,没人能不卖,如果不卖,自己想办法销售,即便能多卖点儿钱,也远远不能弥补其间产生的成本。而且,苹果不耐久放,自己卖,还没卖完就坏了。

张保祥在冷库里。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

有冷库的合作社成员,则多了一个选择。价格不行的时候,可以先存在冷库里,等价格好一点再卖。即便如此,每斤最多只能提升两三毛钱。

价格上不去,合作社的成员们,只好想别的办法,地埋滴灌就是其中一项,这可以提高果树抗旱的能力,也能均匀施肥,提升产量。除此之外,大部分合作社的果农还在果园里搭了“防雹网”。

办事处旧址正在修葺

离开卓家村的主干道,沿着一条土路上坡,不远处就是卓家村的旧村址,大规模搬迁以前,卓家村的人,都住在这里半山腰的窑洞里,如今,绝大部分窑洞已经废弃坍塌,淹没在荒草中,有的甚至连路都塌陷了,只能在悬崖上远远看到窑洞的痕迹。

村民搬走后废弃的窑洞。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

1939年1月,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十余人迁至卓家村,借住在村民李俊英家,借用其5孔土窑洞。

办事处所在的院子,在村子最高处,地势险要,院子前面是一条陡坡,直通沟底,院子里有马棚、灶房等,还有一条当年挖的地道,也可以通到沟底。

80年后,这里早已经没人居住,当年办事处人员居住的5孔窑洞,在2013年的一场暴雨中部分坍塌。

记者探访时,办事处正在修葺,沿着悬崖建起了一圈黄土墙,院子的马棚、磨盘、地道等都已经恢复,地道边上还建了一个小小的亭子。院子里的房子,也不再是窑洞,而是黄泥墙、人字顶的房屋。

几个工人正在房顶铺石片,一位工人告诉记者,这是仿造以前的样式,那时候缺瓦,山里石头却多,所以屋顶大多用石片,现在几乎没人用了,所以铺石片的技术基本也失传了,只能边摸索边干。

站在屋顶,塬上的苹果林郁郁葱葱,苹果林顶上,有小片小片的白色防雹网,那是合作社社员家的果园。

冯有福家的苹果林没有防雹网,这些年种苹果不赚钱,他也不想再多增加成本了,“年轻人以后不会种地了,我们是种习惯了,也就凑合着种,以后干不动了,家里也就没人种地了”。

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影 王巍

编辑 张树婧 校对 李项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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